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林贵添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至1950年底，广州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广州市党组织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推动各项工作有关非常重要的意义。
　　解放初期，广州党组织面临的问题很严重，要完成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彼时的广州城刚从国民党黑暗统治解放出来，百业凋敝，满目疮痍，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面临较大困难。党领导人民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到1950年底，不仅基本缓过来，还有很大进步，先后完成了人民政权的设置、对广州的全面接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恢复发展生产、开展城市工作等，为三年（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开了个好头。这过程中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是与这时期的党建工作分不开。
　　本文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对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建设、党员发展和党员干部管理、党员学习和整风三个方面进行回顾，阐述其意义。
　　1、党的领导机关和组织建设
　　解放之前广州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实行纵深配备，单线联系。党员不到100人。另有外围组织，包括爱国民主协会”（后称“地下学联”）、“新民主主义工人协会”（后称“广州工人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协会”“广州民主妇女联合会”以及“广州解放军之友社”等。其中影响最大是“广州地下学联”。②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党建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建立新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理顺管理体制。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作出重建中共广州市委的决定，27日正式发出成立通知，以叶剑英、朱光、钟明、廖似光、梁广、林克泽、陈健、陈泊、黎明、曾昌明、陈翔南、余美庆、曾珍、陈恩等14人为市委委员，设常委会，以叶剑英、朱光、钟明、廖似光、梁广、林克泽、陈健、陈泊等7人为常委，由叶剑英同志担任书记，朱光、钟明、廖似光为副书记，林克泽任市委秘书长、陈健为市委组织部部长、钟明兼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泊为市委社会部部长。③
　　上述人员中，除叶剑英一人是来自部队外，其他都是地方干部，有原地下党、南下干部和来自其他解放区的干部，其中钟明是原广州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市委特派员，余美庆、陈翔南是钟明领导下的三大线负责人之一。陈恩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工作委员会书记，廖似光是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④
　　市委的工作机构分为秘书处（1950年9月改为办公室，以后又改为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后3个部是在10月27日成立。10月又设立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11月成立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市委当时是设在汉民路汉民公园（今北京路广州大厦所在地）。⑤
　　与此同时，市所属28个区也设立了中共临时区工委。
　　10月30日，中共广州市委召开广州市地方党员大会，地方全市地方党员，包括原广州市地下党员以及从老解放区和香港来的共产党员共330人见了面，并把他们的组织关系编入各部门支部让他们集体过组织生活。这是全市党员的一次胜利大会师。⑥
　　12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为减轻叶剑英同志的工作，决定朱光代理市委书记职务，市委隶属华南分局领导。增加方强、吴善富、谭政文为市委常委。方强和吴富善是原广州市军管会成员，原四野十五兵团44军军长和政委，谭政文则是从北京调过来担任市公安局局长。
　　之前在市委委员中，仅书记叶剑英是来自部队，这时补充方强、吴善富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时候市军管会发生了变化，它与市委也是第一次被明确。市军管会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2月21日，是广州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管制全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但随着军管时期的结束，军管会不适合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了，华南分局认为，“市的最高领导机关应该是市委”，军管会在党的领导下行使权力。这样，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明确了地方党委对地方政权的领导地位。
　　1950年3月成立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
　　7月10日，中共广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肖桂昌任书记，梁广、陈健任副书记。这是贯彻中共中央1949年11月9日《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的一个措施。市委纪检会下设纪检科，设科长1名，纪检员2名，秘书2名。
　　8月29日市委通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广州市委重新调整，以叶剑英、朱光、肖桂昌、谭政文、梁广、廖似光（女）、钟明、陈健、陈泊、谭甫仁、陈志方、曾昌明、陈恩、苏惠（女）、陈翔南15位同志为委员，叶剑英、朱光、肖桂昌、谭政文、梁广、廖似光（女）六同志为常委，叶剑英为书记，朱光、肖桂昌为副书记。肖桂昌原来是广州市军管会秘书长。9月10日，市委机关刊物《广州工作》出版。
　　9月，市委统战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企业委员会、市委学校委员会成立。
　　另外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党支部和党总支陆续建立。最早是在1949年11月成立了市委机关党支部和市政府机关党总支。到1949年底，全市计有67个基层党组织。⑦
　　1950年6月15日，市委组织部发出公开党支部的指示。之前虽然成立了市委和区委，开过全市地方党员大会，大家见过面，但党员的身份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中仍然未有公开，党组织处于半公开，而下层支部还是保持秘密。这种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状态既不利于密切联系、团结群众，接受群众监督，也不利于发展党的组织，改进党的领导。例如在党的组织公开之前，党的支部书记一般由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员兼任，由于接管工作任务的繁重，支部工作容易被忽略。因此市委要求全市的党支部在公开前改选支部书记，由人事干部或秘书担任。同时规定公开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公开，先后公开的原则是先机关支部，后生产支部。后者又先联系群众最多的单位。6月22日，市委机关支部率先公开了党的组织及成员；7月9日，市政府中共总支公开；市内各机关团体中共组织亦陆续公开。⑧
　　1950年7月市委副书记钟明在中南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广州市今后组织工作意见》中提到：“广州市支部工作最弱的一环是企业工厂财经两部门，机关支部还不起多大作用，为了搞好企业支部的领导，准备培养两三个企业支部，取得经验，推动其他。对财经部门机关支部应作慢慢调整，研究出两个典型来，健全支部。目前关键是企业支部，主要是使支部领导起工会、共青年团，发挥群众领导核心作用。机关支部主要是健全民主生活，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整风的精神贯彻下去。”还说了：“现在广州各工厂党、政、工、团关系普遍存在着不很密切与不很协调的现象，因此也就影响到党与群众的关系，使支部很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要解决党、工、团的关系。”⑨
　　1950年9月14-19日，中共广州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听取通过了市委副书记朱光所作的市委今后4个月的工作计划：继续调整工商业；巩固社会治安；准备郊区土改；加强群众工作；完成第一期整风运动等。市委书记叶剑英、副书记肖桂昌分别在会上讲话。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广州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全市工作进入了新阶段。⑩
　　此外，青年团是党助手，因此做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做好青年团的组织建设。1949年10月，刚成立不久的新市委就设立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市委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工作委员会书记陈恩担任书记。
　　由于市委重视，青年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从接管时期到1949年12月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后来被称为“第一阶段”里，据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朱光1950年9月6日在《在整风会议上的报告》称“发展了1000名团员”。⑪
　　1950年5月4日，广州市青年在中山纪念堂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及青年团成立一周年，同时举行了1000多新团员的宣誓典礼。叶剑英向青年团授团旗并发表演说。⑫
　　8月21日-9月4日，团市委召开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此时全市已建立320个团支部和39个总支部，团员已发展到8100人。⑬
　　
　　2、党员发展和党员干部管理
　　发展党员是这时期党建最大任务之一。刚开始时广州市党员并不多。据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朱光在1950年9月6日《在整风会议上的报告》谈广州解放初期情况提到 ：“广州前身地下党力量很少，有地下党员不到100人，外围群众600多，而党员成份多是学生、教员、知识分子，工人成份极少（当时只有4个）。南下力量连公安局在内500人左右。到翁源梅县与左洪涛会合，又增加了几十人，到广州后加上香港来的几百人，共计1000人。”⑭
　　当时党员干部的具体来源分为三部分：原广州市的地下党员；从附近解放区、其他解放区来的党员干部和跟随解放大军来的南下干部。
　　又据组织史记载：在临近解放时，为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州，中共广州市特派员、地下组织负责人钟明受命在香港组建“东江教导营”，共约1000人，组成四个营，教导营原在惠阳地区集训，准备北上赣南与南下大军汇合，北上途中广州解放，教导营折回广州参加接管工作。这里所说的东江教导营1000人应该不是全部是党员，又或者只部分留在广州，否则与前面朱光的说法不一致。⑮
　　这也可以从1949年10月30日市委召开的广州市地方党员大会情况引证。当时参加会议有原广州市地下党员以及从老解放区和香港来的共产党员共330人。也可以推算出从老解放区和香港来的共产党员约230人。那么算来，南下干部中的党员留广州约700人。
　　南下干部主要来自四野的南下工作团。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阶段，为全面掌握胜利果实，严防阶级异已分子混入即将胜利的革命队伍，中共作出了从北方老解放区选派南下干部的战略决策，为接收广大新解放区做好干部上的准备。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此专门组织的南下工作团，是1949年2月在平津两市动员7000名学生，另招收3000名技术工人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组建的，由东北野战军（四野的前身，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任正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四野南下工作团专门为解放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这片中南地区建立，但华南解放晚，在解放其他地区的时候干部都分配走了，剩下的干部较少。中共中央为安排华南工作，包括把原中央军委参谋长、当时正在主持北京城市接管工作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调任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华南的解放工作。这不仅因为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应该也考虑到他与当时国民党广东军人集团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叶在国共分家之前是粤军系统的，担任第四军参谋长，该军即著名的北伐“铁军”，军长黄琪翔，上司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临近解放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军政头面人物余汉谋、薛岳等，都是从粤军起家的。叶剑英南行之前向毛泽东汇报解放华南的准备工作，谈到干部问题，他用客家话中的“水尾田”做比喻——“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毛泽东风趣地回应：“‘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毛泽东讲的“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毛泽东一面要求叶剑英自力更生解决干部问题，一面也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力为华南多分配一些干部。⑮
　　毛泽东的“泉水”比喻得到叶剑英很好理解和贯彻。在赣州时，叶剑英就曾向别的同志指出，广东有股“泉水”（指地方革命力量），我们一定要注意团结原在广东开展革命斗争的同志，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本地干部了解情况、熟悉情况，在安排、使用干部上要尽量多安排一些地方干部担任正职工作。⑯
　　可见，当时发展党员的工作很重要。1950年1月13日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目前建党方针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区委、总支委、支委对建党工作必须及时重视，并在各支部内展开关于目前建党工作方针的讨论，制订出二个半月内的发展工作计划。又在1950年1月26日翻印《中央组织部关于入党手续的几点解释》，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解答。又专门开会研究，例如1950年8月25日市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定于9月1日召开市总总支及市企业总支总支书记、组织委员、组织干事及其所属各支部书记、组织委员联席会议，总结过去及讨论今后发展党的工作。
　　当时明确把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工人上。这是针对当时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据1950年6月15日市委组织部发出的《公开党支部的指示》所称：“广州市党组织特点是机关支部党员较多较强，工厂支部、学校支部党员较少较新，不脱离工厂生产的工人党员更少。”因此1950年7月市委副书记钟明在中南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广州市今后组织工作意见》中也提到发展党员问题，指出：“广州市党员数量不多，尤其是工人党员更是少。积极地注意培养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使发展党的工作与搞好群众运动，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的工作结合起来。因此，今后支部在工人中首先是加强教育、提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作为未来发展党的对象。”⑰差不多在同时，市委组织部也补充省组工会议的报告，专门有一份《工人中建党问题》。
　　这项工作取得了成效，据市委组织部一份《发展党工作的初步总结》（没署具体时间）称“广州解放后的十个月，发展了新党员342人。”又1950年9月6日，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朱光在《在整风会议上的报告》提到党员有2000人。可见不到一年时间，党员人数翻了番。⑱
　　党建工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搞好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广州市党组织在党员管理上不断地走向制度化。从先后一系列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出台可以看出这个过程。1949年11月15日华南分局组织部《关于不准擅自吸收或不经组织手续介绍接收干部的通知》，1949年12月8日华中局组织部《关于执行中央组织部〈关于执行干部鉴定制度的规定〉的指示》，1950年1月11日华南分局组织部《关于调动干部手续问题的通知》，1950年5月3日市委组织部翻印《华南分局组织部关于转移关系的具体规定》1950年10月17日市委组织部《关于党员之档案统一由市委组织部保管的通知》等等。
　　
　　3、党员学习和整风运动
　　重视学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广州解放后，广州党组织除了面临着向执政党角色转变外，还面临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艰巨任务，因此更加重视学习。在成立市委的通知里，也把筹办党员训练班和筹办党刊，加强党员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和工作效率作为一项任务提出。
　　在194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广州市地方党员大会上，市委书记叶剑英强调了学习理论和政策的重要性，指出：“我们掌握了政权，要改造和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学习，党员应起模范作用，发扬优良的传统，改造落后的一面。这需要我们的同志好好学习政策，改造思想。”又说：“改造思想是需要学习的”。指出共产党员要学习政策，“共产党员认为政策是党的生命，如果一个党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不经过政策是不可能的。党领导人民，是经过政策去领导的。“又说：“共产党员不学习政策，就不算为共产党员。”⑲当时刊登在《南方日报》叶剑英讲话的另一个版本亦如是说：“正确的政策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根源，是党的生命，如果学习或掌握不好，就会犯错误，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⑳会议也提到了筹办党员训练班和筹办党刊，加强党员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接着，全市掀起了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的热潮。先是195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指出：“中南大陆地区，开始由长期的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策思想必须不断提高，才能掌握政策，统一思想，改进作风，团结人民，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学习。”号召“中南地区所有在职的共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持学习，把学习看成自己的光荣义务，开展一个广大规模的学习运动。”㉑
　　根据中南局的决定，中共广州市委针对广州干部队伍老干部少、新干部多的实际情况，于1月20日起组织全市县团级以下干部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习，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
　　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2月6日，广州市各级机关总学习委员会（简称“广州市总学委会”）成立，叶剑英任书记。在华南总学习委员会未成立之前广州市总学委会代行其现职，负责领导、计划、督促与检查所属单位的干部学习。华南总学习委员会成立后，2月21日，市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委总分会，以朱光为主任，陈翔南、黎明为副主任。接着，各机关单位相继建立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在全市展开了干部学习运动。主要是全市以支部为单位，采取集中上课或小组讨论等形式，围绕完成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亲生的人民政权的繁重任务，组织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建国三大文献”和接管城市工作的有关政策方针，以提高广大干部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统一战线、国家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政策的认识和接管广州的政策水平。同时组织党员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基本知识教育手册》等党的基本知识。年底，又以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为基本内容，市委组织部开办首期党员训练班，共65名党员参加，通过学习和培训，端正党员的入党动机，提高党员政策理论水平。㉒
　　开展整风运动是我党纯洁组织、提高党员素质的有效手段。革命胜利执掌政权后，容易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这是新中国后第一次整风运动的由来。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全军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重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中心是解决党群关系问题。5月8日，华南分局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开展党内整风的问题。认为整风主要是“整思想、整作风”，是“整党内脱离群众的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又对全党整风运动作了具体部署，确定这次整风的目的是：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6月6日，华南分局召开各级领导机关整风联席会议，制订整风学习计划，决定以查中心工作、查政策、查领导作风和各种关系为主要内容，采取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以达到整顿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的目的。7月14日，市委发出《关于执行整风的决定》，指出整风要以县团级以上干部为重点，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从上而下，逐级进行。同时市委召开整风大会，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朱光就工作方法、民主作风、党委会议制度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17日，市委举行党员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市委副书记肖桂昌讲话中指出：这次整风，首先是要整官僚主义，此外，贪污、腐化、无组织无纪律等也要加以揭发和纠正。先从市委、市府委员开始，其次是各部委各局局处长、科长与各区委，然后是科长、区委以下。㉓
　　可见这次整风和第一次学习运动一样，都是从上到下开展的，基本内容相同。广州市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以分析情况、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为主，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揭发和纠正贪污腐化、堕落颓废现象，达到改进工作，完成今后工作任务为目的。
　　整风分三期进行，时间三个月。1950年8月6日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朱光《在第一期整风学习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现在市委每天上午都进行整风，已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市委常委曾召开过一次常委会议”。第一期“一是市委委员，二是市府各局处长，相当于区级的秘书主任，工、青、妇委员，区委委员，及其他各单位相当于这样的干部，三是自愿参加整风的民主人士。名单以外的其他人并不是没有权利整风，而是到第二期第三期才整。整风步骤，先是所有干部看文件看若干天，再由市委专门讨论，提出整风启发报告，然后分组讨论，再大组讨论，最后做总结。”“没有参加第一期整风的人。由总学委领导，按平时学习计划、时间进行学习同。（每天一个半和三个钟头）”㉔
　　整风至9月底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整风进行得非常认真，领导带头讲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1950年8月6日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朱光《在第一期整风学习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也谈到了：“我们这次与过去不同，主要反对官僚命令主义，这次是在全国解放，夺取了政权大革命胜利，工作繁忙，大批新干部涌进党来，产生了严重的官僚命令主义、脱离群众现象的时候进行整风，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团结群众一起前进。”说到：“广州市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真的愈想愈害怕。这对党和政权遗害实在太大了。广州市委、党，如不迫切整风真是很危险。官僚主义是旧政权反映到党内来的作风，旧政权所以倒台就是由于此，我们如不整风求克服就要脱离群众。现在政权和过去国民党政权是两种政权。我们的一切做法与过去根本不同，但有这么多官僚命令主义作风，如文件旅行贪污腐化等仍和过去一样。”㉕
　　市委领导是带头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例如朱光1950年9月6日在《整风会议上的报告》就专门有一部分（第四部分）说官僚主义的表现：“第一，对上级指示文件、电报没有很好地组织阅读讨论研究，都是批给谁办，很少在会议上来讨论文件内容精神，使指示能贯彻执行。”“第二，调查工作做得很差。”“第三，工作上表现潦草拖拉迟缓，粗枝大叶，缺乏正确的工作效力。”“第四，贪污腐化现象比较严重。”“第五，严重和强迫命令。”“第六，普遍的脱离群众。”“第七，没有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第八，没有采取一般与个别结合的工作方法。”检查了自己代理书记时“好象代理不了，放弃职责”等㉖。副书记肖桂昌1950年8月9日《在市委整风会议上的发言》也自我批评：“我是最后参加市委，参加市委后没有对市委工作作全面介绍和讨论。我到市委后朱光到北京去，因此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摸不着头脑。”检讨了市委没有成为大核心，谈到了当时有人议论的市府领导市委的现象。在对朱光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很坦率地谈到对朱光个人的意见，例如“粗枝大叶作风”、“民主作风不够”“主观性较强”、“爱开玩笑”等等，有的意见还是很尖锐的。㉗
　　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解读这段历史很有意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我们各时期的党建工作、广州从1949年10月解放到1950年这段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①㉒㉓《中国共产党广州历史》第二卷，中共广州市委史研究室，2011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②④⑤⑦⑮《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档案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
　　③广州市委会关于成立市委，召开地下党员大会，筹办党员训练班和筹办刊物的通知（1949.10.27）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
　　⑥《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市委组织部关于公开党支部的指示及华南分局组织部批示（1950.6.15）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
　　⑨⑪⑭⑰⑱⑲㉔㉕㉖㉗《中共广州市委主要领导人讲话文稿选编》第一辑，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档案馆编
　　⑩⑫⑬《广州大事记》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出版社1996年12月
　　⑮《广东战役：解放华南最后一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年05月18日，来源：学习时报
　　⑯林西《跟随叶剑英同志南下广东》，1986年10月29日《羊城晚报》
　　⑳《南方日报》1949年11月1日
　　㉑《南方日报》194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