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罗少燕

　　广州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重点地区，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的先锋地区。广州五四运动为广州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阶级、理论、组织和干部基础。五四运动最初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随着运动发展，资产阶级无力充当运动领导者，觉悟了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赢得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五四运动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但又突破了新文化运动，掀起了马列主义传播的新高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五四运动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尤以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运动中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洗礼，完成了从其他思想思潮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成为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高级干部等。五四运动前、运动中成立的先进组织和社团，很多都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
　　1、广州五四运动的基本情况
　　广州五四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各界人士纷纷发电，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最早是在5月7日，广州学生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号召，以开展纪念“五七”国耻日活动的形式来声援北京学生。但广州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一是群体广泛，二是运动的组织性强。
　　首先是群体广泛。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初期只有学生参与，一个月后，运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工人和商人等参与到运动中来。广州很快就是各界各阶层广泛参与进来。
　　其次运动的组织性强。与其他省市学运多具有自发性、盲动性特征不同，广州五四运动学生也好，各界各阶层也好，都是有组织的而不是自发的。开展运动前召开大会商谈活动策略，然后以群体联动的形式进行活动，广州五四运动阶段性明显，各时期的斗争有所侧重，与运动的组织性强是分不开的。
　　2、广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前，广州的新文化运动较为沉寂，落后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五四运动期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报刊传入广州，加上广州本地出版的报刊《民风》《惟民》《真共和报》《羊城报》《粤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广州共和报》《旬报》《雪耻报》《救国周刊》《新学生》《劳动者》《青年周刊》《光明》《珠江评论》等，使广州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新时期，真正出现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
　　五四运动后广州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的代表人物是杨匏安，舆论阵地主要有《广东中华新报》《广东群报》。
　　《广东中华新报》1916年创刊于广州，是五四运动前后广州规模较大的报纸。1916年6月起增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介绍西方新思潮和科学知识，报道新文化运动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1919年7月，《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列宁简史》一文，后来，该报又发表了介绍《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传到中国。”（王微《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路径探析》《文史纵横》）
　　资料显示，杨匏安从1919年5月21日起，写成《青年心理讲话》，在该刊连续登载一个多月，意在引导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健康成长。当时的杨匏安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今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任教，该校是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起单位，也是副会长单位，是广州五四运动的主要贡献者。杨匏安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在这场爱国主义运动中接受洗礼，完成自己从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6月至8月，他又在该刊发表近3万字的《美学拾零》，介绍了柏拉图、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哈特曼等十多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美学思想，可说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思潮的文章。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在“科学与民主”“人权平等”等口号引导下多集中于科学技术或政治法制，而对西方的美学等学说甚少问津，因此有学者称他是另辟一径，开拓新领域，是以“输入学理”的方式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肖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广州党史资料》第一辑）
　　1919年7月至12月，杨匏安又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介绍了在宇宙观和认识论上的30多种西方哲学学说，译述了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到近代德国黑格尔等几十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目的是通过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特别是美学等“学理”的重点介绍，淡化人们纲常伦理的传统观念，培养近代的民主意识，从而使中国逐步迈入民主政治的轨道。这不仅是他对华南地区新文化运动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也是他自己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到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思想前提。一方面他从俄、德等国的世界革命风暴和“五四运动”中，深切体会到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特别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的崛起中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力量；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启发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朝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大步迈进。
　　1919年10月，杨匏安发表了《社会主义》一文，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简要介绍。这应该是杨匏安宣传社会主义的第一篇文章。虽然此时的杨匏安还不能严格地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但他已敏锐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精华所在，热情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
　　1919年11月至12月，杨匏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载了19天次，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及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说剖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且说：“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以其所以称科学社会主义。”“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表明杨匏安完已成了从小资产阶级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克思主义》一文虽然存在用词不准确、语句不通顺之处，但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当时华南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也为日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东群报》是这时期广州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门刊物。1920年10月由北京大学粤籍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毕业返粤后创办，为八大版日刊，设有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主要反映社会现实、报道劳工运动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妇女解放、抨击无政府主义及介绍世界新闻与苏俄消息等等。《广东群报》办报宗旨十分明确，即改造社会，宣传新文化运动，力促新社会早日实现。
　　《群报》创办之初，是作为广东新文化宣传机关，1921年，广州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后，《群报》成为其机关报。直至1922年夏，因广州发生陈炯明叛变事件被迫停刊。《广东群报》从创刊到停办不到两年，贡献重大。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邀请来粤后，陈独秀以《广东群报》为主要阵地掀起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之后《广东群报》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加强了对苏俄和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报道。1921年元旦，《广东群报》登出了列宁的大幅照片，谭植棠在元旦增刊的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已成为人类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已由空想的地步，进到了实现的地步。”并呼吁人们“快要信仰社会主义，去实行社会的使命。”据统计，1921年1月《广东群报》共刊登关于苏俄的报道63篇、关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报道18篇、关于各国革命运动的报道45篇。《广东群报》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阵地，一些重要文章也在这里发表。《广东群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评论时政以及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等方面充当了先锋，成为广东地区早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同时，以《广东群报》为轴心，团结和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
　　3、广州五四运动为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准备了基层干部
　　北京返穗的粤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广州五四运动中接受锻炼的学生在早期党组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9月1日魏金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的，“学生运动是特别容易见成效的工作对象。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网覆盖，共有学生组织193个。参加这些组织的，既有高等学校学生，也有16岁以上的中等学校学生”。并且说上述工作“主要是在华南的一些团体中”（《维连斯基一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4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在当时经历五四运动等革命斗争洗礼的广州学生最终成为早期党团员的应不在少数。由于目前这方面研究欠缺，掌握到的史料比较少，待今后补充。
　　4、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上海共产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创建，陈独秀任书记。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各地建党工作都受其影响和指导。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党的同时给各地同志去函，提议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亲自领导创建的。受广东革命政府邀请，陈独秀从上海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积极开展建党工作。
　　一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春，陈独秀在广州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广大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由谭平山任会长，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共有会员80多名。主要成员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如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后来均被吸收为党员。
　　二是在广州出版《新青年》。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1年2月1日，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其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主张移粤印刷。同年4月，《新青年》从上海迁移到广州昌兴街26号、28号继续出版。这期间出版的《新青年》仍坚持原有的风格，有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例如第8卷6号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第9卷1号山川均《从科学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李汉俊《社会主义教人穷吗？》、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第9卷2号高一涵《共产主义的历史变迁》、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9卷3号《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第9卷4号存统《马克思共产主义》。
　　三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清除无政府主义者出共产党。1920年底出现了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所谓“广东共产党”。陈独秀了解“广东共产党”情况后，于1921年1月15日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作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对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了剖析”，批判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着重批评了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引发了区声白与陈独秀就关于绝对自由与法律存废问题的书信往复论战。先是1月22日，区声白《广东群报》发表《致陈独秀先生书》，在这场论战中，区声白3次诘难，陈独秀3次辩驳，内容围绕革命道路、阶级斗争、国家制度、生产和分配、党内组织原则和纪律等展开。这场论战本身更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影响深远。1921年8月，陈独秀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将这些信件在《新青年》杂志第9卷4号上全文发表，将影响范围从广东扩大到全国，不少青年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转投马克思主义的怀抱。除论战外，陈独秀还直接用行动将无政府主义者清出共产党，他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交给“广东共产党”讨论，要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与组织纪律而建立统一组织，结果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无法接受，宣布退出共产党组织。这样实现了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道扬镳，从而在组织上为广州建立“真正的共产党”铺平道路。
　　四是直接领导建立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一到广州，就约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商谈建党之事。谭植棠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陈独秀到广州后，常向我们提出关于领导民众运动的意见，指出有组织领导比个人领导的重要。他有一次特约我们谈话时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征求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同意了。”（中共高明市党史研究室编：《谭植棠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谭天度也曾回忆：“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后，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谈改造和重建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对谭、陈等人说：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得发展，必须像上海、北京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谭平山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今天‘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载《广州党史资料》第一期，1981年7月1日。）
　　1921年3月，被称为“真正的共产党”的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初时共有9名党员，由陈独秀担任书记，陈独秀离开广州改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以《广东群报》作为机关报，活动地点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6个地方组织之一。“一大”之后广东党组织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至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时，“中共广东支部”的党员人数发展到了32人（当时全国党员有195人（《中国共产党简史》）），在全国位列第二，仅次于上海。当时广东党员仍以知识界人士为主体，占比最大的就是教师和学生，这也体现了五四运动打下的基础。
　　五是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和“注音字母教导团”。
　　为了培养在基层从事宣传工作的骨干，由陈独秀以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在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中拨出30万元经费，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地点在素波巷，1921年8月开学，招甲班（专门班）和乙班（通俗班）学员各30人，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学员从社会青年中招考，谭植棠、谭平山、陈公博都在养成所授课，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养成所于1922年秋停办。毕业学员中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革命作出贡献，学员李耀先后来担任了共青团广东区委经委书记、劳动学院教务主任，1928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时英勇牺牲，学员施卜在大革命时期担任了青年团广州地委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广州工团军团长、省港工人医院主任等职。
　　注音字母教导团也是陈独秀以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名义成立，地点同上，1921年6月开办，1922年秋结束，由陈独秀委派张毅汉任主任。学员100多人，多是广州市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名为学习国音字母，实际上是学习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都到该班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启发教师走上革命道路。
　　六是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全国50多名党员共13名代表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包惠僧是陈独秀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2月）
　　据包惠僧回忆：在一次广州支部的会议上，陈独秀说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会的代表二人，特别邀请陈独秀回上海去主持这次的会议。陈独秀把来信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此时大概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包惠僧《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节录）》，《广州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广州出版社2016年8月）。
　　七是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和指导恢复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大以后，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支部正式定名“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由于陈独秀已当选中央局书记，将要离开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支部书记改由谭平山担任，谭平山在建党及国共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都非常显著，与陈独秀、李大钊并称为“南谭北李中间陈”，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是整个大革命时期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中职务最高的。
　　“一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到现在党员人数太少，要大力发展，大会同意了，并决定在各地恢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队。1921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提出改组，并委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支部“再在粤组织分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下正式展，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同时又是中共广东支部的负责人，他亲自抓团的恢复、改组和发展工作，于1921年12月将老团员重新联络起来，恢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恢复后的青年团以《青年周刊》为机关刊物，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个中过程谭平山在1922年3月22日《青年周刊》第四号上说：“十一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人数已达一百四十人，到现在已有五百余人。”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开幕。

　　另参考论文：
　　王微《马克思主义在广东早期传播中的人和作用探析——以粤籍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考察》
　　王志伟《广州五四运动特征及原因探讨》
　　邓曾骧《五四运动中的广州爱国学生》
　　王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在逻辑》
　　谢兴梅《五四时期的杨匏安》
　　杨倩倩《广东群报创办之背景》
　　胡妍《陈独秀在广东指导创办党组织》
　　曾庆榴《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述论》
　　窦春芳《中共一大前后的陈公博》
　　张玉荣《谭平山——中共广东党组织创始人》
　　官丽珍《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官丽珍《跟党走九十载志不移——兼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
　　连莎《中国共青团创建初期广东青年运动概述与分析》
　　卜穗文《1920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的考证》
　　党彦虹《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