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戴宇鸣

　　[内容摘要]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共产党组织在广东的革命运动为党的迅速成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本文结合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内收藏的国民党政权档案，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广东的主要革命运动形式进行了梳理、分析，凸显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广东的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国民党政权档案；建党；广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党“三大”、“团一大”、国共合作等重要事件使广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占据突出地位。1921年我党建立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是广州，因此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内收藏的国民党政权（民国）档案记录了不少我党建党初期在广东的运动资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高级职务，他们的许多工作记录也烙刻在了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档案资料中。本文依托这些档案，对中共建党初期在广东的主要革命运动形式进行了梳理、分析，凸显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广东通过各种革命运动而发展壮大，从而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 　　
　　1、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军阀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新青年》亦南迁广州。除陈独秀外，当时广州还有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人物，如谭平山、谭植棠等人。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内馆藏国民党政权档案记录，他们创办了被誉为“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的地方性样本”的《广东群报》，该报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早期组织的机关报。他们以《广东群报》等媒体为战场与无政府主义报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创办的《现象报》等媒体公开论战，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分裂工人运动的罪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国民党政权档案显示，共产党还经常“赞美苏俄抑强扶弱、帮土耳其革命，共产党往往利用之以宣扬苏俄功德”，借赞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建国的成就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美化苏联的国家形象，引导普通民众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帮助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变得富强的一剂良药，是国际上一种先进的思想主义，吸引普通民众从怀疑到接触再到接受。从此，广东地区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为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而舍身奋斗。
　　2、  积极组织农民运动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国民党政权档案显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广东区委一方面抽调党、团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深入农村“在乡村设立农民协会，发出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口号，在乡组织农会，将民团改作党会”，“后来又设起广济会”，同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国共两党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人才，在广州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发展。1926年3月，毛泽东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其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委任状，现存于国民党党史馆，该委任状内容为“迳启者：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照准，相应函达，查照此致毛泽东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杨匏安、林祖涵”。该函表明，这项任命是经国民党农民部提案，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签署人是第二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共产党人：杨匏安和林伯渠，林伯渠此时还兼任农民部长。由此可见，农讲所完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3、积极领导工人运动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工人运动发展迅速，革命发展为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我党全力推动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以发展工人为重点，通过办工会、工人夜校等组织为平台，有对象、有针对性地从工运积极分子中选拔、培养工人领袖，由此推进工人运动走向高潮。国民党政权档案记载，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的工潮农潮遂随着他们（中共）的‘诡计毒谋’而继续的高涨，一切革命的工人农民也在这个澎湃的高潮中”。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机关就设在广州市越秀南路93号。尤其是广东区委1925年直接参与领导了持续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随后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共产党弄得不得了”，“使省港天面胶底马路蜡青公会工人围困广州市工务局请愿”，一次次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造成了沉重打击。
　　4、推动与国民党的合作
　　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国民党政权档案记载，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话孙总理（孙中山）”，就开始探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为了推动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广东共产党组织与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密切沟通，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协商和磨合，民国“十三年八月本党（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容纳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实现，国共通过合作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国民党拯救共产党领导人的佳话：1926年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了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刘少奇。正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马上与国民党中央沟通、斡旋，设法营救刘少奇。在中共的努力下，国民党中央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记载了电文的部分内容：“长沙赵炎午(赵恒惕)先生大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疴，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农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电复”。最终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赵恒惕释放了刘少奇，国共两党当时同志加兄弟情义在此次拯救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
　　然而，不久之后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破坏国共合作、攻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中山舰的确已被缴械，李之龙等确已被捕”，共产党人、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蒋介石逮捕。第一次国共合作出现裂痕，为一年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革命埋下了伏笔。
　　5、筹办各项重大会议
　　1923年5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广州办公。为统一全党思想，明确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中共中央决定于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由广东区委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等负责会务工作。广东党组织代表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参加了大会，谭平山和毛泽东一起具体负责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大会代表罗章龙高度评价了广东区委的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来到广州，筹备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伯渠、谭平山致函毛泽东等，嘱其起草编纂国民党党史章程，“迳启者：本月十六日本会第一百十四次会议，汪委员精卫提议关于党史之编纂应由本会组织编纂委员会办理案，经与议决通过并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三人起草章程，提出审定在案。为此书达，查照此致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 谭平山、林祖涵”。此时，毛泽东正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帮助国民党编纂党史这一重大任务落在了一位中共领袖身上。
　　6、迅速扩大组织队伍
　　国民党政权档案记载，为吸收革命分子，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中共早期在广东吸收成员的主要做法有：从同学、同乡、亲友中发展，“其未受何党指挥者、则极力之联络之”；吸收其他社团中改变态度转而信奉马列的人士；对政府及其他行业里自愿放弃原有立场的公职人员，主要以知识界人士为主体；愿意投身工农运动的普通工人，但“凡二十四岁以下，须入中华总工会所办之青年工人学校”培训后方能加入。广东共产党组织通过进入学校，“设立新学生社，制造罢课风潮”，培养普通的教师和学生转变为先进知识分子。除在城市内运动，也“转在各乡校运动矣”。正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色的工作业绩，促使1922年5月5日“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大大提升了广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统一了全国的青年团组织。1926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利用国共合作之机，以“不能充满紧张之革命空气所养成之人才，不能供党及政府需要”为由，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张以统一财政名义来接收”不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广东大学财源，并提出撤换校长、国民党员邹鲁，借此把共产党组织的影响辐射到广东众高校。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后备军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
　　7、  巧取革命运动经费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经济事务本来由“廖仲恺同志掌理”。为解决我党革命活动经费紧张的问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在广州与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密切配合，巧妙介入国民党经济事务，从国民党的银库里积极为我党争取革命活动经费。鲍罗廷“主张须以革命工作努力与否为给接济的标准”，“经济的接济必须经过鲍罗廷的审查，因此凡是共产党员乃容易得到经济的接济”。从以上国民党政权档案记载的措辞，可以看出当时部分国民党人对中共通过这种“挖墙脚”、“厚此薄彼”的方式获得经费心有不甘，甚至不满。但由于鲍罗廷当时是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谭平山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都身居高位，不满的国民党人也只能暂时忍气吞声、噤若寒蝉。而我党组织通过这种方法挖掘国民党的银库，为解决我党早期革命运动经费紧张的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8、  积极准备组建武装
　　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将广州机器局改造为广东石井兵工厂，它曾率先在全国仿制德国步枪，鼎盛时可制造机关枪和大炮。中共党组织也高度重视石井兵工厂，1923年，中共广东区委派党员罗绮园、彭粤生等到石井兵工厂开展工作。为了抗议工厂克扣工人工资，1924年和1925年，兵工厂党支部“共产党之机关也，遗人诱复工委员会”，领导了工人进行罢工。当时兵工厂党支部负责人罗绮园对罢工工人发表演讲“共产党出于义愤，当然援助”，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北伐时，叶剑英在上交给北伐军的武器中，通过和共产党组织密切配合曾秘密截留一部分由石井兵工厂制造的武器，这批武器成为1927年12月打响的“广州起义”的主力武器。广州起义前夕，兵工厂党组织又领导工人秘密制造了1000多支梭镖，提供给起义军。　
　　这些国民党政权档案，既反映了当时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概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演变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发展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国民党内不少人由始至终对共产党人抱有怀疑的态度，档案中经常出现“诡计”、“毒谋”、“颠倒”、“捣乱”等污蔑共产党组织和成员的描述。由此看来，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公开背叛革命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广东作为当时中国革命中心、策源地、国民政府所在地具有的经济发达、人才汇聚、信息畅通、彼邻港澳、交通便利、多种政治势力并存等特点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优良的养分。但最重要的终归是我党创建伊始就在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工农运动、密切各界合作、筹办重大活动、壮大革命队伍、筹措革命经费、组建自身武装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心思缜密、高效优质的一系列工作，连不少国民党人也心生嫉妒，而这正是我党从诞生到发展到壮大并最终获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真谛，是我党自创建后经历多次磨难却都能遇强愈强的法宝。同时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广东大地上接受了艰辛的磨练和洗礼，例如中共中央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时就提到，没有攻占石井兵工厂和敌人的军械弹药库，使敌人有充足的弹药供应是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血与火的教训为我党日后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回看这些档案，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启迪，为我党新的事业指明了新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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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胜.国民党档案中的中共领袖(2011-07-18)[Z].腾讯网https://news.qq.com/a/20110718/000860.htm
　　7.杨汉卿.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及其革命活动(2015)[Z].百度学术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c4f4c69391490eff85ac51554460136b&site=xueshu_se
　　作者简介
　　作者系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鉴定部一级主任科员、助理馆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