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档案发展中心（广州市音像资料馆）柏德有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马微微

　　摘要：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一次伟大实践。本文基于档案史料，分析广州起义对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提供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进而总结相关启示。
　　关键词：广州起义；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农村包围城市

　　1927年春夏，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促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同年8月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在当时，革命的斗争方向是指向城市还是农村，是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难题，也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所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1927年12月11日,在广州爆发的武装起义正是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初期，它的局部胜利和全局失败都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从此，中国共产党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开始了从城市转入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1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开端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1]在广州起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创建人民军队开始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1 提出了建立人民军队的革命任务
　　在筹备起义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组织红军”,“预备教导团补充成一师，赤卫队一师，海陆丰一师，共三师”[2]，除了动员组织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部分官兵参加起义外，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十分重视工人运动和农民暴动，在工人和农民群体中进行了组织军队的实践。起义前，省委已派人联络前期罢工工人，动员他们参加广州起义。在失业工人聚居的地方，建立革命活动机关，开展地下活动，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并将原来以行业为单位分散组织的“海员义勇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等工人组织统一改编为工人赤卫队，派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赤卫队的联队指挥员，对其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同时，省委认为全省各地区农民暴动是广州暴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省委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在广州周边组织了“广州市郊工农赤卫队”、“南海县农民赤卫队”等，直接参加广州起义，并对海陆丰农民自卫军进行改编，积极配合广州起义。同时“建立乡村支部指挥农民运动”[3]，派出特派员赴各地指导，组织农民训练班，宣传土地革命，策划暴动，加紧进行军事训练，提升了农民赤卫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
　　广州起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天发表的《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公开提出建立人民军队，计划“苏维埃的武力：组织三军，第一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成，第二军是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作中心，加上许多走到工农革命方面的军士组织而成。”“在最近几天至少应该组织五万红军。”[4]由于起义最后失败，没有按计划组成五万红军，但在起义中已经组织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起义武装，从广州撤退后，将革命的种子撒播在广大农村，为中国革命培养锻炼了一批栋梁之才，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1.2 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
　　广州起义不仅提出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任务，而且明确规定了军队性质。《广州苏维埃宣言》明确提出：“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 是志愿的革命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的腰包奋斗的, 是为给米与工人吃，给土地与农民耕, 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5]同时彻底废除了“青天白日”旗，改用以斧头、镰刀为标志的红旗。这支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旗号军队与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这支军队是人民军队，是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工人、为农民、为全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军队。在战斗中这支部队勇往直前、奋勇杀敌，处处闪耀着为人民战斗的思想光辉。
　　1.3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武装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保证对起义军队的绝对领导做了诸多有借鉴意义的工作。一是在起义军中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设立党代表制度，如第四军教导团是起义武装主力之一，中共广东省委在发动该团起义过程中，在其内部发展和健全党组织，建立了团党委，营连成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党组织经常开展活动，保证了党的指示能及时在教导团中贯彻，进而使得起义工作顺利开展。组织工人赤卫队时，省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赤卫队的大队、联队、总队中设立党代表，经常性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二是在起义军中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工作，积极出版革命刊物，如《布尔什维克》《省委通讯》《工人之路》及《农民周刊》等，同时，省、市委负责同志多次深入起义武装中进行政治宣传及思想教育，向他们讲解起义的意义、目标及计划，并进行纪律教育，加强他们对党的政策的理解，通过公开宣传党的政策，使广大的工农群众认识到，只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三是实行官兵平等一致。起义武装从建立的开始，便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官兵享有平等的权利，领导者无论职位高低，都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提高士兵的待遇，生活上官兵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团结互助。
　　2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
　　在广州起义前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华大地上曾建立过一系列革命政权，但这些政权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广东军政府等革命政权，还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如广州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等，都尚未具备无产阶级的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也曾建立了革命政权，虽然具备无产阶级性质，但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没有公开宣示中国共产党在起义和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正如中共中央所总结的那样:“对于政权不会有明了的认识。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得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6]而广州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主要表现在：
　　第一，这个政权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世界东方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的苏维埃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已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喊出了“工农兵一致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苏维埃”[7]等口号，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性质。对于这一点，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前夕指出：“过去继续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来号召，以后将不用它，我们改用红旗。”“过去我们不宣传苏维埃。以后我们将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会。”“以上从表面上来看差别不大，实际上与过去差别很大。仅仅是改用红旗一点，就足以显示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8]广州起义正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无比坚定性，突出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已经具有全新的政权观念，正如中共中央所总结的那样：“广州暴动虽然失败, 但它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 。”[9]对后来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并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兴起。
　　第二，这个政权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代表广大工农兵利益的政权。早在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10]的口号，从而高高地举起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帜。1927年12月11日，广州苏维埃政权一经建立，就颁布了革命法规，实行革命政纲，对于工人阶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保障工人的权利等；对于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镇压地主豪绅，成立区、乡、村民主政权等；对革命士兵：提高待遇，改善士兵生活，国有土地分给士兵和贫农耕种，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等；对贫苦人民：消灭一切债务，禁止偿还，取消高利贷，维护贫民生计等；对外政策：联合苏联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等。这些革命政纲，虽然在短短的三天没有来得及完全实行，但却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了广大革命人民的强烈愿望。
　　第三，这个政权的革命锋芒直接对准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对准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这个任务，决定与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开展革命运动，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便是这个革命的高潮。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大分化，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勾结组成的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举起了屠刀，面对着革命形势的大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革命方针，丢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旗帜，坚决发动工农兵运动，举行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证明了中国革命的使命只有工农兵才能担负起来，而且工农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民主政权。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是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权。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中指出：“这一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移转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与社会的移转，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10]毛泽东在1932年12月2日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 36 号命令中也明确指出：“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3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曾建立巴黎公社，但很快就失败了。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创了一条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但是，具体联系到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中心向何处去？道路如何选择？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借鉴，别的国家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先例。毛泽东曾指出：“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11]“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的革命道路在俄国是成功了，但在中国是否行得通呢？当时根本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一种战略性的探索。南昌起义，目标是占领城市，结果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也是设想攻占长沙，但当起义部队遭到挫折的时候，他果断率领队伍向敌人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但是，这条武装斗争道路的正确性，当时还未被实践所证明，更不为全党所认识，有人甚至指责毛泽东想自己去当“山大王”了，给他贴上“右倾逃跑”的标签，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以农村为中心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起义的革命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萌发“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行动，1927年9月《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中明确地指示：“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在乡间成立农民协会”、“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12]在1927年12月5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又再次强调：“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13]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延续了“农村割据”、“包围广州”的战略计划，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领导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虽然这些理念受当时环境影响，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且这种思想和行动仍然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城市为中心”，但比当时共产国际所坚持的纯粹的“城市中心”理论又前进了一步。
　　在工农基础较好的广东组织领导广州起义的失败，给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与俄国的国情毕竟是不同的，在这样根本不同的环境中，革命的道路不仅仅是一种模式，而可能有两种或多种模式。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之下，想要长期占领敌人统治力量占优势的中心城市并建立巩固城市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实行首先占领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的革命，可以借鉴外国革命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而应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另辟途径，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革命道路。广州起义的革命实践，则从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实际来看，广州起义也确实成为党从城市转入乡村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起点，党对农村革命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也停止了在中心城市组织武装起义，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农村，毛泽东探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效仿。
　　4 结语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它是在“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爆发的一次起义，但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权，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光辉的百年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它也告知后人，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保持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永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努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8页。
　　[2]《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0日），《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3]《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927年11月17日），《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页。
　　[4][5]《广州苏维埃宣言》（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 第125页。
　　[6]《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 332 页。
　　[7]《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印发的传单》（1927年12月），《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8]张太雷：《未来的课题》(1927年10月15日）,《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 62 页。
　　[9]《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 年 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 第 87页。
　　[10]《广东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235页。
　　[1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6页。
　　[12]《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1927年9月）,《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24 页。
　　[13]《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12月5日），《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80页。
　　
　　作者简介：
　　柏德有，广州市档案发展中心（广州市音像资料馆）档案馆员，从事档案展览、编研工作。
　　马微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二级主任科员，从事档案编研、宣传工作。